人民日报重提敌国条款，日本迅速反击，中方应对得当

在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评论，再次将一个被遗忘已久的国际法概念带到公众视野中。这就是《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文章直接指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重申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相关条款依然有效。紧接着，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紧抓要点，巧妙反击，使得围绕战后国际秩序的博弈更加引人关注。这些条款并非孤立，而是一整套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其立法初衷意在防止法西斯势力复苏，再次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从1945年历史节点来看，这些安排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制度化保障，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属。这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常识。

《人民日报》在这一时刻重提“敌国条款”，并非偶然。早在2026年8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已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关于“敌国条款”的表态作出回应，明确指出日本是在承认其军国主义罪行并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强调条款在防止军国主义复活方面的重要性。到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81周年那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再次系统阐述立场，逐条列出相关条款，并强调这些条款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人民日报》的评论实际上是在把这系列官方表态进行了理论上的整合与放大，鲜明地展示了这条法理红线。

评论发布后的几天内，日本的回应相对克制，内阁官房未立即做出反应。然而，这种克制并没有持续太久。日本方面以“时代已变”为由，声称现代亚太格局与二战结束时已大相径庭，旧有的约束不应继续适用。然则，虽然时代环境在变化，历史的结论却并不会因此而改变。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了投降书，无条件接纳了《波茨坦公告》的所有条款。随后的东京审判在1948年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一旦打开这个口子，实际上为整个战后秩序埋下了潜在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与“敌国条款”争议同时发酵的另一件事情，突显了日本在对外使用的标准上形成了明显的双重标准。2026年9月4日，恰逢苏联对日作战胜利80周年，俄罗斯在远东哈巴罗夫斯克揭幕了名为“东方胜利”的纪念碑，主体为一尊15米高的青铜苏军战士雕像，脚下踩着一块刻有菊花纹样的界桩。就在开幕前一天，日本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便要求俄方去除雕像中的菊花元素。9月5日，日本外务省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这座纪念碑“从日本国民感情角度不可接受，十分遗憾”，并通过外交途径强烈要求俄方中止设置且拆除。俄方对此反应明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这座雕塑复刻了日本投降的历史场景，强调东京不能对自己的历史持蔑视态度。更有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先科指出，菊花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象征，界桩为日本在库页岛设置的原样复刻，拆除根本不可能。

9月8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补充道，强调俄罗斯从未忘记对日本军国主义胜利的历史，日方此类要求几乎无从认真考虑。将这两件事结合来看，日本的双重标准显而易见：在他国土地上遇到牵涉自家历史的纪念物时，便以“国民感情”为由进行强烈抗议；当面对宪章中的战败国条款时，又换成“时代变迁”的说辞，试图剥离制度性约束。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与日本近年来不断攀升的防卫预算、对外持续输出武器、部分政客反复发表歪曲历史言论及遗留的侵略时代建筑未被清理等行为相呼应。围绕“敌国条款”的争论，早已超出了法条存废的表面，而指向更为明显的意图，即企图悄然卸下战败国身份所带来的制度约束。

面对日本的急于反弹，中方并未落入对方设下的语境圈套，而是抓住了讨论的主线，进行了巧妙的反击。2026年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关于“敌国条款”的问题，明确指出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她进一步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试金石。既然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就应以史为鉴，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信任。通过这样的回应，不仅有效避免了日本希望引发的技术性争辩，中方还牢牢抓住了日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一主线。